数字化转型，是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词汇之后，又一个社会化热词。然而，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个新词。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PC之后，基于PC和单机软件的全球第一次大规模信息化浪潮，催生了第一波的“数字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掀起了全球第二次大规模信息化浪潮，催生了第二波的“数字化转型”。今天，我们处于全球第三代大规模信息化浪潮之中，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企业级信息技术，催生了第三波“数字化转型”。
第一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办公电子化和自动化，以微软Office为代表的办公软件袭卷全球，PC初步提升了个人与企业的效率；第二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社交网络，基础电信网络逐渐普及，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等广泛连接企业与个人，企业自有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深入提升个人与企业的局部效率；第三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社会化的计算平台，云计算让企业要素全面上线与互联，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广泛连接消费者和用户，电商、公共云数据中心、共享服务等第三方社会化平台开始渗透并全面接入企业的流程，企业组织形态被打破，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效率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政府、企业与个人从效率提升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阶段。
IDC从年开始提出了第三方平台的概念，当时主要指包括移动设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社交网络等组成的技术平台，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推动了企业和个人的转型。除IDC外，Gartner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NexusofForces”（技术力量的交汇），也是包括了移动、社交、云和信息等技术的交汇。而年被视为云计算的元年，年出现了第一代iPhone，因此在IDC于年提出第三平台概念的时候，当时全球对于第三代“数字化转型”的到来，还没有思想准备。
IDC推出了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数字化转型花费指南。IDC预计全球的数字化转型花费在年达到了1.1万亿美元，年将达到1.3万亿美元，年将达到1.9万亿美元，年将达到1.97万亿美元。其中，IDC认为年全球数字化转型费用的主体（亿美元）将用于企业和组织运营的数字化转型，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内外部运营要素的数字化及互联；第二大数字化转型费用（亿美元）将用于用户、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端的全渠道体验创新；第三大数字化转型费用（亿美）将用于企业和组织的数据分析，以优化运营、创新产品和服务等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波“数字化转型”还伴随着全球人口膨胀、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个宏观经济增长点来自哪里？这是全球政府和企业家都在努力和积极思考的问题，自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全球都行动起来努力寻找答案。IDC预测，数字化转型将为全球拉动20万亿美元的总体经济影响，相当于全球GDP的20%。而以苹果公司的春季发布会为标志，全球正式从硬件产品时代进入数字服务时代，数字服务经济将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主体形态，年将是新旧经济的分水岭。
百年企业组织模式的大变革
数字化转型是对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和制度的颠覆。现代企业理论诞生于贝利和米恩斯于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以及科斯于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经典论文，这三位作者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场者。有趣的是科斯在写《企业的性质》时还是20多岁的年青人，这篇论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并没有被人们发现，直到年科斯81岁时才成为了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依据。
根据高等院校精品课系列教材《现代企业理论》，年以前，现代企业在美国尚不存在。19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几乎全部为古典企业，其组织相对简单。而现代企业的规模庞大、组织复杂、运行机制和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企业。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现代企业理论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概念总体来说形成了两大派系：一种是把企业看成科层组织以替代市场，可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另一种是把企业视为契约组织，本质上与市场没有差别，之所以出现企业是由于团队的生产效率高于单个生产，或由于风险的重新分配，或由于管理劳动交易的特殊性等。
在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中，认为单纯从资源配置角度考察，企业应该是价格机制替代物，在究竟是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还是由企业配置资源，社取决于二者的成本高低。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成本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企业可配置资源的数量，从而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边界。在现代企业的科层治理结构中，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实现了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之和的最小化，这就是企业与市场二者边界的临界点。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增加，导致企业内部因为信息传递偏差而产生了损失，因此企业规模无法无限扩大。特别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如果引入高激励机制，会导致运营企业的代理人过度使用委托人的资产，因为代理人无需为资产损害负责；而委托人也会利用自己的权威，剥夺代理人的利润。因此，企业只适宜采用较高科层成本，但适应性较强的较低的激励方式。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理论开始受到挑战。网络经济采用最直接的方式，拉近了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距离，这种直接方式减少了公司治理边界中的中间环节；而在网络经济中，需求方的规模经济和供应方的规模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导致了正反馈效应，即需求方的增长能够减少供应方的成本，还能进一步让供应方的产品对更多用户产生吸引力，从而导致双方的超速发展；而当加入一个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大，就导致新的网络想要转换已有网络中用户的成本更高；在网络经济中，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近乎于零，而注意力经济也成为了公司边界的变量，等等。
进入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大量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把自己的内部流程和治理搬到了网上，科层级的现代企业理论受到了极大挑战。科层级组织是现代企业运营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在科层级组织中保持信息和数据流转通畅、各级之间以及与总部之间的反馈与指挥及时到位，不同科层在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功能，与外部市场力量之间协调一致，就能实现企业组织的整体目标。但科层级组织的危害在于各类资源容易被套牢在公司科层之中，企业的科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阻碍了资源的流通，因此在市场上就有二级股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对实体资源流通的阻碍形成制约，而互联网和数字化流程与治理则是对信息和数据资源流通的阻碍形成制约。
除了现代企业制度外，新兴信息技术也在大规模影响现代商业和生产组织得以运行的另一重要因素——企业和商业文化。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生于年10月27日，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任美国斯坦福大学Freeman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OlivierNomellini高级研究员，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有多项学术荣誉及成就。福山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福山有一套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又称为福山主义。世人对福山主义有不同的评价与观点，但在福山写过的诸多著作中，有一本写于年名为《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却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信息技术变革对于社会的影响。在福山这本年的《大断裂──人性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从人性的角度观察了信息技术变革给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重大改变，包括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以及组织方式——旧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冲击，福山将此种种归为“社会资本”的大断裂。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年由LydaJudsonHanifan提出。福山将之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福山进一步解释：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高效。福山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社会资本，区别在于所谓“信任半径”，即类似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当然，社会的协调运行也可以依赖契约、法律体系等，但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所谓的交易成本，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等的费用。
根据有关的“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西方繁荣发展的秘密，但《大断裂》认为年西方出现个人主义盛行、社群主义衰退，导致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在另一方面，福山认为互联网兴起之后，一种新的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样的结果是“社会资本”转型了。
在新技术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促成了社会网络的兴起，使得社会资本对于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更大。福山认为，那些权力集中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是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度遭遇危机并不是一个偶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实现公司治理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高层所掌握，因此必须要依赖技术专家以及更了解区域市场知识的管理者。
此外，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能够运用区域性知识的人手里，就会削弱高管的权力。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员工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总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
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福山认为解决的方式有两种：市场和网络（即今天的平台）。外部市场，其体现形式主要是各种外包服务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用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而网络则通过廉价和泛在的信息技术，降低因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人们把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也演变成为一种全新的、非层级制的组织形式，这样形式的组织能够适应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
在等级制或科层级组织中，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是为了控制信息而斗争，而网络的重要性在于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它渠道。在福山看来，所谓的“网络”即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网络组织不像公司等级制度或科层级制度那样为职权关系，因此网络可以与等级制度共存。在企业内部，实现网络型组织的方式之一就是扁平化，进入的以后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制造型企业扁平化的实践。
自20世纪初，汽车工业巨头福特开创了现代生产制造流程。福特工厂的生产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提出的。泰勒制有一个隐性前提，就是如果企业的信息和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使得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但泰勒制所协调的是20世纪初的低技能产业工人，在20世纪初前二十年中有超过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到了年，全球的制造业已经从早期的蒸汽动力和手工制造，经过20世纪初的电力能源与自动化工业生产流水线，再到年代的计算机与电子控制以及21世纪的智能制造，人类进入了产能过剩时代，制造业的更高利润来自于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等，特别是无人工厂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让知识在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工作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商业和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组织模式从科层级逐渐到扁平模式，再进一步进化到平台化模式。整个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基于RD研发投入和知识工作者，而研发工作和知识工作者都不适合科层级的管理方式，哪怕是扁平模式。因为即使是扁平模式，也不是完全去除科层级，而社会化的平台和平台经济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跃洲于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信息技术革命呼唤经济学创新》，认为以电子商务、网约车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对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带来新挑战。特别是
